新聞動態

孑民學術講座·經典新義第二講“唐代的七言歌行”講座紀要

發布時間: 2019-04-16   來源:

      2019年3月20日,“孑民學術講座·經典新義”第二講在人文學苑1號樓舉行。葛曉音教授為大家帶來題為《唐代的七言歌行》的講座,中文系副主任杜曉勤教授出席并主持。葛曉音教授提綱挈領地對唐代七言歌行的藝術淵源和形式特點進行了介紹,并著重選取了從初唐到中唐的六篇經典作品進行分析,以揭示七言歌行的體裁特點與其在唐代的成就。

       葛曉音教授首先援引林庚先生關于“盛唐氣象”的討論,認為七言歌行的興盛是盛唐詩歌達到高潮的標志之一。她對歌行體裁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要對歌行體裁進行界定,先需辨明“歌行”之名。漢代“歌行”尚不是復合名詞,“歌”未必入樂府,而“行”則一定屬于樂府。題為“歌行”的樂府,都不再具有歌的特點,意義重在“行”。考察“歌行”的起源,應當從“行”詩入手。“行”在漢代指一種可以多遍彈奏的樂曲,在體式的萌生之初就帶有了語義復疊、節奏分明的基本特征。

       七言歌行的起源,關鍵在于其篇制和節奏的形成。漢魏七言體在南朝宋、齊時期開始轉型,這時的七言樂府出現隔句韻和雙句成行的節奏,解決了雙句成行的結構和詩節聯綴的問題,初步奠定了長篇歌行的基礎。梁、陳時期,七言樂府的形制聲調又進一步確立。在陳、隋到初唐,一批帶有“歌辭性題目”的七言古詩從樂府衍生。(借用日本學者松浦友久的觀點,“歌辭性題目”即作者根據內容自創的、不屬于七言樂府傳統舊題,但也帶有“歌”“吟”“曲”“行”之名的標題。)這一時期,可視為七言歌行正式形成的階段。七言古詩和七言歌行從初唐到盛唐前期,除了題目的差別以外,聲調、形式不易區分。到盛唐特別是杜甫以后,才逐漸在節奏上有了較明顯的區別。

       七言歌行在唐代的發展是唐詩繁榮的一大標志。在各類詩歌體裁中,七言歌行的抒情性最強,其基本表現方式是始終以詠嘆語調貫穿抒情節奏,抒情與聲調緊密配合。從風格來看,可以分出初唐、盛唐和中唐三個不同的階段。

       初唐的七言歌行,大體有幾個特點:一是繼承了陳隋歌行的體制,內容與樂府傳統主題關系密切;二是高密度地使用頂針、雙擬、復沓層遞、同字對偶、疊字連用等多種字法句式,通過修辭手段取得聲調的流暢宛轉;三是在章法上采用賦體的對稱寫法,以偶句為主,篇制宏偉,揮灑淋漓,從而形成鋪敘繁富、整密流麗的宏大體制。這一時期的七言歌行重在情的詠嘆和物的賦詠,主題集中在書寫相思離別和盛衰之感,特別適合用委婉暢達的聲調來表現。其中,最能體現初唐七言歌行聲情美的作品,莫過于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葛曉音教授從修辭、音調、意境等方面,對其進行了細致深入的分析。

       從初唐末期到盛唐,七言歌行朝著汰洗浮華、漸趨平實的方向發展,由繁復麗密轉向精煉疏宕。盛唐的七言歌行,在手法上頂針、排比、回文、復沓等重疊反復用字大大減少,由偶句為主轉向散句和偶句交替,不再依靠字法和句式的重疊反復,而轉為情感或層意的復沓;篇制芟繁就簡,長短合度,由盡情鋪排發揮轉為節制收斂;不再以悠揚宛轉的聲情見長,而以氣勢勁健跌宕取勝。同時,七言歌行和七言古詩的差別開始流露,但只是在少數作者的少數詩篇中出現,二者真正的分途還有待于杜甫的創作。葛曉音教授以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為例,分析了在盛唐新的情感基調下,岑參如何將詠景作為牽引感情發展的線索,在篇章中完成句意和層意的復沓交融。

       歌行在李白、杜甫手中發展到極致,變盛唐多數歌行的節制凝練為豪放雄奇。李白樂府歌行飛動豪逸、變幻莫測,以氣勢驅駕文字,想象豐富奇特,感情瞬息萬變,不按正常邏輯安排層意和句意,常有人意料的突轉和語斷意連的飛躍。葛曉音教授即以《將進酒》為例,分析了李白歌行來自天外又仿佛隨手拈來的奇思。李白的七言歌行中更有不少描寫名山大川的名篇,往往通過出神入化的想象,將詩人胸中噴薄的豪氣融入自然景色,加上仙境和夢幻,重新合成麗奇的意境,如《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即是其中代表。葛曉音教授深入講解了李白如何通過處理個人形象與時空關系的獨特方式,達到天地之大美與人文之精華合一的境界。

      與李白受到古樂府的影響不同,杜甫的七言歌行以自創新題為主。他對七言歌行的體式聲調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不但區分出七言歌行和七言古詩的不同節奏感,而且使“歌”與“行”之間的差別也更加明顯。他的長篇七言歌詩大多采用驚嘆疾呼的夸張語調和縱橫跳躍的層意變換,波瀾層疊,起落跌宕,較少規行矩步的平順遞進。《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雖然以“引”為題,卻在波瀾層疊起落跌宕方面,能體現“歌”的特點,葛曉音教授即以此為例,分析了杜甫七言歌行縱橫開合的章法與沉郁頓挫的風格。杜甫的七言行詩,布局嚴整、平鋪直敘,脈絡連貫,詩節之間層層勾連,層意的轉換多數順轉平接。可以說,杜甫發現了七言行詩適合于敘述的原理。再如杜甫的新題樂府,相當一部分都是行詩,如《兵車行》《麗人行》等,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社會現實的傳統,通過場面、細節的記述來議論時事,是其重要創新。

       李、杜之后,韓愈和白居易引領了中唐七言歌行創作的另一個高潮。韓愈的七言古詩較少采用歌辭性題目,而且更加趨向于單行散句,明顯受到杜甫區分七言歌行和七言古詩的影響。杜甫有一些長篇七古,借鑒五古敘述節奏的線性推進方式,給人以平鋪直敘之感。這就使七古不限于歌詠吟嘆的主調,還可適用于敘事、議論、雜感、記游等各種表現功能,這類七古在中唐韓愈手里有更為長足的發展。韓愈的七言古詩進一步發掘了散句本來適宜于敘述的潛力,葛曉音教授以《山石》為例,分析了其“以文為詩”的特點。同時代的白居易詩歌風格則以平易為主,與韓愈的奇崛不同。他的七言歌行數量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兩類,一類是他題為“新樂府”的五十首詩,一類是敘事性長篇,如《長恨歌》和《琵琶行》。葛曉音教授就《琵琶行》,分析了白居易長篇行詩長于鋪敘、繁簡合度的特點。韓愈和白居易雖然缺乏李、杜的跳躍跌宕、縱橫變化,但都充分發揮了七言歌行適宜于鋪敘的特長,開出了繁富平實的新境界,也把七言歌行的表現潛力發掘到極致。

       葛曉音教授總結,從七言歌行的緣起和發展過程可以看出這種體裁的復雜性。如果仔細辨別其不同階段的體式特征,以及“歌”“行”、古詩之間的微妙差異,把握住陳隋初唐、盛唐、中唐三個時期七言歌行的不同藝術風貌,仍然有助于今人深入理解這種詩體藝術表現的原理,更切實地體會七言歌行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對于唐詩繁榮的意義。最后,同學們踴躍提出問題,葛曉音教授給出了詳盡的回答,講座至此圓滿結束。

(撰稿:楊思思)

亚洲人妻av伦理